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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《礼记》中所讲的“曾子易箦”故事相信不少人听过。曾子，名参，春秋末年鲁国人，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曾点的儿子，与其父同师孔子。曾参颇得孔子器重，《论语》中记载：“孔子呼而告之，曰：‘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’。曾子曰：‘唯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’”孔子门下，前有颜渊继有曾参，都是得孔学真传的门徒。孔子死前将自己的孙子托孤于他，而曾参也是为之执父丧之礼，三年无服。

　　曾参殁于公元前435年（鲁悼公三十二年），临死之际有“曾子易箦”之事。一天夜里，正当重病的曾参昏沉之际，挚友子春，两个儿子陪伴在侧，仆人打灯守候在墙角。突然仆人开口说，先生身下铺的竹席，华美而光滑，应是大夫才可有的用具吧。曾参的儿子深知父亲为人，赶忙制止仆人说下去，却已被曾参听到。他惊惧地说道，是的是的，这是以前鲁国大夫季孙给我的礼物，重病缠身，没有来得及更换。然后唤其中一个儿子曾元说，来，帮我起来换掉。曾元说，您现在已经病得很厉害了，不可轻易生变，等到天亮再换不迟。此时曾参说道，你以为这样是爱我，但其实比不上仆人之爱。君子爱人应当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才爱之以姑息。我此生的志向是什么？就是死得光明磊落罢了。于是令众人强扶而起，换上与其身份相当的垫具而殁。

　　曾子易箦所以传颂古今，是因为其中有两大难。一难在人情忽微、防微杜渐。现实人生最能打动人的当是人之常情。曾子病情沉重，儿子深爱父亲，劝他等天明病情稳定后再说易箦之事，这于理来说好像是很有道理，于情来说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此事囫囵圆满，很难再行拒绝。但在曾子看来，这理是世理，情是人情，人情世理固然动人，但却于礼不合、有违道德，劝人行有违道德之事，实是行姑息养奸之事，爱人其实是祸人。

　　曾子难得！难得在于他对人情世理必陷人于不义的洞察，勇敢拒绝。确实如此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对大奸大恶可以做到横眉冷对，守身如玉，但一碰到人情世故往往就会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，实在是因为人情世故往往顺着人的实际需要见缝插针，得一寸进一尺，循循善诱，末了必是让人陷溺其中，不可自拔。人情忽微，怎可不防微杜渐、如坐针毡。

　　二难在生死交关、磐石不移。曾参病重，此时必是痛苦难当、苦不堪言，当此之时，在平常行之甚易的道德信仰往往要遭受严峻考验，大多数人的心境往往如此：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还坚持那些东西有什么用，人死万事空、管他身后名，欲关一开，往往就是无可无不可，狼狈而终。曾参怎么说？“吾何求哉”！这也是临死之际对自己人性信仰的反思：我这一生中什么是我真正值得磐石不移、守之以恒的东西呢？这可真是考验时刻。

　　如在日常生活中，道德信仰只如风吹浮水，艰难之际必打回原形，丑相百出；但如道德信仰已融入我的生命血肉中去，平常就细加体会人生世上守正的可贵、为善的可信，把它真正当做确定不易的真理，生死交关，必是灵台清明、呼之皈之。

　　古人重死，认为“视死如生”。放到今天，“重死”观念仍弥足珍贵。所谓“重死”，其实就是为人做事应当放到“人活一世”的尺度中考量，事事时时想到做什么事不可优柔姑息，守正以恒、正道直行，待到时过境迁后，想起自己所做的事无愧于心，堂堂正正，这样才真正算对得起自己，爱自己。

　　平心静气地考量，我们就知道古人求的是个人生在世、堂堂正正。还是曾参，“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启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疾危之时，先想到是全须全尾，无愧于父母养我之恩，求得也是个内心坦然、无忧无惧。不过，人情防微，视死如生，何其难也！必是“战战兢兢”方能近之。（周惠婕）（转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）